给金庸展写了个稿子

我还记得40年前在和平里104汽车总站斜对面那个书摊上第一次看到明河社金庸全集时的震撼，说是书摊，其实不过是一辆平板三轮车，车上铺着一层毡子，三十六本书摊成一片，上面盖着一块塑料布。我屏住呼吸，隔着塑料布仔细端详每一本书的封面，《神雕侠侣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这些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武侠小说，至于《鹿鼎记》，我琢磨了半天也不知道这题目是什么意思，封面上的仕女图也和剑侠无关。我猜，那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一本书。那时我刚上初中，只在武术杂志上读过金庸小说的某些片段，记得“九阴白骨抓”的险恶功夫。教室里的讲台是三合板做的，被调皮的同学踢出来一个洞，老师追问这是谁在破坏公物，同学们就说，肯定是梅超风！肯定是梅超风用“九阴白骨抓”打出来的！老师不知道梅超风是谁，一脸疑惑。

小孩子喜欢打斗的场面，有耐心琢磨作者写下的一招一式，而且会想象，写出这样的书，那金庸肯定是一个会武术的大侠。我记得红花会的众高手守护着六和塔，天山双鹰一层层攻上来，和高手一一过招，那一段落让我非常兴奋。等到2001年，我成了个记者，去采访黄健中导演，他执导的第一部大陆金庸剧《笑傲江湖》马上要播出，黄导说，悬念不仅仅在故事上，武打也有悬念，看过小说的人都想看你是怎么用独孤九剑的，怎么练吸星大法的，药王庙里令狐冲是怎么刺瞎那十三个人，这都需要武术指导一步步的设计。我追问，那您是怎么做音乐的呢？《笑傲江湖》里可是有很多音乐的啊。黄导回答，我们用了管弦乐，而不仅是琴箫合奏。

小孩子总会长大，总会从金庸小说中看到更多的东西。六和塔上，乾隆的双手被常氏兄弟握住了，金庸写，总算他兄弟不使劲力，否则一捏之下，乾隆手骨粉碎，从此再也不能做诗题字，天下精品书画，倒可少遭无数劫难。我要有一点儿知识，才能读出金庸的讽刺口吻。要更耐心，才会欣赏那些风平浪静的段落，比如《笑傲江湖》中《学琴》的那一章节。

我大学毕业后，进了三联书店工作。那时候三联书店要和明报社合作办一本杂志，也就是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。我们用明河社投资的康柏586学电脑。那时金庸先生已经退休，明报换了老板。但我知道金庸先生创办《明报》的故事，他起初在香港多家报纸上写连载小说，而后决定自己办报，在自己的报纸上写《神雕侠侣》，读者追看《神雕侠侣》，自然就要买他办的《明报》。我还想当然的认定，《神雕侠侣》的故事节奏快，跟金庸初创报纸的心境有关。三联书店当时在永定门外的大磨坊面包厂租了办公室，有一个下午，办公室里风传，“金庸要来了”，“下午就来”。其实并不是金老板要来，而是三联版“金庸全集”来了，一辆130货车，拉来了若干个纸箱子，每个箱子一套书，那是我们的福利，买到大陆第一批正版金庸全集。买的，并不是发的，但真的是进三联后享受到的第一次福利。

三联版本并不是不好，王司马、姜云行的插画都得以保留，然而，我见过明河社的版本啊，被那套书的精美所震慑，可以说，正是在和平里那辆三轮车前面，我接受了出版业的启蒙，明白了书是一种特殊的物理载体，讲究装帧设计，封面、插图、纸张，都是书的价值所在。有一段时间，朋友们去香港，总会背着一套明河社全集回来。等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多年后，终于，三联书店一位副总编辑，将当年出金庸全集用以校对的一套明河社版本送给了我，他说，“我知道你是金庸迷，这套书你拿走吧。不过，不全了”。那是大半套明河社版本，版权页上写着1980年10月初版，1992年9月第十一版。缺《笑傲江湖》第一册，缺两册《鹿鼎记》，缺两册《天龙八部》。就像慕容世家的还施水阁缺“易筋经”和“六脉神剑剑谱”一样。

明河社的《笑傲江湖》四册封面是徐渭《梅花》、傅青主《山水》、朱耷《鱼图》、郑燮《墨竹》，金庸先生说，这四个人为人重风骨节操，徐渭是“极具笑傲江湖性格的人物”。说朱耷，图中之鱼寥寥数笔而神态生动，似是在江湖间自在游荡。中国古代文人，最让人着迷的那点儿东西，就是对消极自由的孜孜追求。《笑傲江湖》这本小说，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“消极自由”的不可能，金庸写这本小说，是1967年到1969年之间，在中国大陆，正是“消极自由”不可能的时代。令狐冲是一个有“精神洁癖”的人，他珍藏“笑傲江湖”琴谱，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琴谱的来历，不愿意把他在音乐王国中得到的东西讲给俗世的人，他从一个音乐的听众成长为一个音乐演奏者，到这个故事的结尾，他已经是一位音乐家了，他用剑术捍卫了黑暗江湖中的一点点消极自由，实际上，我们知道，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艺术更深刻地捍卫那一点点自由。

明河社《倚天屠龙记》用了四幅元代山水，《鹿鼎记》用了五幅清代画作，回目用了查慎行先生的诗中联句。金庸先生说，这也是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。第一回的题目是，“纵横勾党清流祸，峭茜风期月旦评”，有资深的“金迷”，查阅《敬业堂诗集》，对五十个回目一一做出解释。也有人对照当年的报纸连载版，说第一回原来的题目是“人为刀俎”，第四回中原本没有“羚羊挂角”这样的擒拿招数，为了回目名字，修订时给韦小宝增添了一招。金迷的研究涉及金庸作品的诸多方面，这是读故事之外的另一个乐趣。

《鹿鼎记》第一回，黄宗羲、顾炎武这样的读书人，出现在武侠世界中。武侠世界中，多见师傅向晚辈传授武术的场景——江南七怪指点郭靖，张三丰指点张无忌。这一回中，有吕留良指导儿子识字读书的场景，吕留良先在纸上写下“鹿”和“逐鹿”，讲解《汉书》中的那一句，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”。小孩子聪明伶俐，一下就明白了“逐鹿中原”的意思。吕留良接着在纸上画一只鼎，讲古人煮食，不用灶头，而是用鼎。又讲《史记》中那一句，蔺相如对秦王说，“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，臣请就鼎镬。”接下来再讲《左传》中的一句，“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”。小孩子也就明白了“问鼎”是什么意思。这一段其实是向读者解释“鹿鼎记”书名的来历，但也有文化传承的意味。

韩愈有文章说，“凡为文辞，宜略识字”。杜甫有诗曰，“清诗近道要，识字用心苦”。韩愈、杜甫所说的“识字”可不是认得两个字那么简单。宋人魏了翁说，“吾所谓识字者，若好学者，又于此溯流寻源，以及于秦汉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，则读书为文也其庶几乎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要想识字，就要对每个字追根溯源，从秦汉典籍中理解古人用字的本意。明清之时，读书世家的孩子开蒙，是从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尔雅》始，吕留良这样的大儒，教自己的孩子识字，所举例句是来自《左传》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的。武侠世界中的“世家子弟”，多是不成器的，但《鹿鼎记》中对吕留良的这一段描写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儿读书世家的骄傲。金庸先生说，小时候在祠堂里听长辈谈论祖先，说到查慎行时，称为“初白太公”，现代人写白话文不用这样迂了，尊敬祖先，在心里尊敬就好了。实际上，这一章节表露的可不仅仅是对自己祖先的敬意，在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的环境下，在文字狱的环境下，顾炎武、黄宗羲流亡于江湖之中，知识分子是一种结晶体，其言行彰显观念的力量，统治者要打碎这样的结晶体。像顾炎武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学问之外，要写《军制论》《形势论》《田功论》，像金庸先生，一支笔写小说，一支笔还要写《明报》社论。这也是文化传承。

年幼时，我也曾按照书本上郭靖的架势，打出一招“亢龙有悔”，默默记下降龙十八掌的招数，等长大了，在《易经》上看到“见龙在田”“潜龙勿用”这几个字，才知道降龙十八掌是从《易经》来的。再到后来，也会翻翻《查慎行集》，第一册就是《周易玩辞集解》。或许金庸先生读祖先文章时，也就孕育了降龙十八掌的念头。正是从《查慎行集》的前言中，我才体会到“断尽江南士子肠”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。等我后来去湖州、南浔旅游，带着一本《鹿鼎记》，南浔镇上已然见不到明史案中庄家的遗迹，但三百多年前，确实有那么一桩案子，有朱国祯，庄廷鑨，有70多人因明史案而被杀死，其中包括几位雕版工人和书店老板，他们的名字能在史书上查到。如果我们放纵想象力，我们也会相信，在华山顶上，曾经有华山论剑，在五台山上，曾经有韦小宝保护顺治帝，在青城山，曾经有余沧海的道观，在塞北、江南和辽阔的西域，曾经有乔峰和陈家洛走过。这是金庸先生所创造的武侠世界，他给真实的山河，赋予一层神奇的叙事魅力。此后的真实山河，就有一层归属于非凡的想象力。金庸先生也用他的小说为华人圈定了一处语境，当我们用“岳不群”这个名字来指代伪君子的时候，用“丁春秋”这个名字来讽刺某人专横跋扈喜欢被溜须拍马，重述其中某一段故事以寻求大家视野的一致性的时候，都是在认同金庸小说的经典地位。活着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，那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2018年11月，当我得知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后，在网上订购一套明河社全集。书寄到，翻开版权页，上面写着“1980年10月初版，2018年8月第28版”，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架最上层。也许哪一天，我的孩子会打开这套书，看上几本，就不再害怕繁体字和竖排版，也许他会从《鹿鼎记》中看到一点儿佛学知识，会从韦小宝的冒险中得到很多乐趣。